支教组织者观点

    大学生支教逐渐趋于理性

    □ 戴民（“生活教育行动”发起人）

    责任感让大学生下乡支教

    记者：戴老师，您是较早参与大学生下乡支教活动的人，您认为大学生在支教过程中能收获什么？

    戴民：大学生参与支教，收获会有很多：首先是一种人生锻炼，实践是比较好的锻炼机会，但到农村去支教的锻炼和到公司、政府机关等得到的锻炼完全不一样；其次是对真实社会生活的一种体验，这种对乡村、对教育、对社会的关注，是一种社会责任和对教育的理想。曾经相似的经历使大学生志愿者非常容易和孩子产生共鸣。

    记者：那么促使大学生走出校门、来到欠发达地区支教的根本动力来自于哪里？

    戴民：从农村走出来的学生是带着一种“反哺”的想法，城市里的孩子参与进来的也多是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还有一些特殊的群体参与进来完全是因为个人的生活经历，如有的是曾经得到过帮助，现在要帮助别人等等。

    这里面不难看出大学生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方式为促进社会和谐而行动的强烈愿望。另外，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的不断重视，对大学生支教的各种政策鼓励，以及社会上越来越浓厚的公益行动氛围，对大学生投身助学支教的公益活动是有巨大推动作用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五四”精神在年轻一代知识青年中的延续。

    有“私心”的支教不是主流

    记者：那为什么我们带着良好愿望到欠发达地区去支教和助学，尽到自己最大的努力，但仍然招来对支教有效性的质疑呢？

    戴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支教的组织很多，支教的方式和效果也不尽相同。我们不能把支教放在道德光环的照耀下，然后再拿显微镜把问题扩大化。这种低效率的产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不是支教和助学造成的，而是中国教育目前令人难以满意的现状造成的。

    在支教和助学过程中，是个双方参与的过程，各有收获，亲历者最清楚。志愿者有收获，支教也会让受教孩子看到未来。虽然，很多大学生支教成员并没有学过教育学或没有教学经验，但正是用这种“非教育”的方式做教育，使孩子和学生之间建立了一种非常微妙的关系，且即使志愿者离开，这种关系仍然通过各种渠道维系。

    记者：可也有部分人可能抱着某种“私利”走进支教队伍，比如可以增加求职砝码，可以四处“旅游”等等。

    戴民：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就算是有人带着这些“自私”的想法来支教，他最终也会有所付出。也许就在这个过程中，他的那些自私的想法也会发生改变。

    但确实有一小部分人在利用国家对大学生支教方面的优惠政策，如考研加分、解决户口等，但这不能代表全部的支教志愿者。

    支教呼唤专业人士

    记者：总的来看，大学生支教目前已经开始趋于理性，开始朝“力所能及”的方向努力。

    戴民：大学生公益组织目前已经普遍进入“大浪淘沙”的一个阶段，如果没有理念作支撑，没有良好的运行机制，将会很快被淘汰。

    同时，我也建议大家要做深入，不是规模上的做大做强。在队伍的构成上，尽量融合多层次的志愿者的参与；在队伍建设上，前期培训一定要做到位，要深入实际生活，尊重当地的生活习惯和民风民俗，讲纪律，时刻注意当地的生活教育；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未来的各种支教和助学一定要有理念作支撑，明白为什么下去，下去做什么，怎么才能做得更好。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给我们很多启示：教的法子是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是根据做的法子：怎么做就怎么学，怎么学就怎么教，做到教学做合一。“生活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生活无时无刻不具有教育的意义！”

    行动就有希望！希望未来的志愿者团队能由一批有理念、具有一定专业素质、有根精神的人组成。

    对话公益机构负责人

    有些支教活动是低水平重复

    □ 郭斌（北京真爱教育服务机构主任、农民工子女教育研究者）

    记者：郭老师，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作为社会热点话题，自然会吸引很多大学生的目光，他们在对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支教和助学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郭斌：目前其作用可能只是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开展丰富的课外文体活动；在个别学校师资力量紧缺的情况下承担部分副科教学任务；组织相关的捐赠活动。

    但是，农民工子弟本身数目比较庞大，单靠个别老师和同学来献爱心还远远不够。因此，要想使公益活动能够在最大范围内产生作用，在职的、有专业经验的志愿者和大学生相结合的模式比较可行。但是，这里面也有一些困难，前者在人数上是缺乏的，而后者在时间安排上又往往遇到支教助学时间和上课时间冲突的矛盾。

    所以，目前很多的大学生组织的公益助学活动只能选择在周末的时间到学校将那些无人看管的孩子集中起来学习，或者组织一些活动。

    记者：但是，据我了解，高校志愿者到打工子弟学校支教和助学之前，虽然有的已了解对方的需要是什么，但把自己当成“空降兵”的心态造成最终陷入为了活动而活动的怪圈，让无论是志愿者还是打工子弟学校上上下下都感到疲惫不堪。

    郭斌：打工子弟学校有其自身的教育教学特色，即使是不同的学校、不同的老师，但基本上均是原有教学方法的延续，且纷纷“自成一派”。

    这是因为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师来自全国各地，有的是随家人来到城市，有的是城市退休教师，有的是刚从学校毕业没有找到工作的师范生，这种不同的教育教学经验带来的冲突和交叉，由于没有正规的培训给予引导，因此，老师们的教学方法差别非常大。

    很多高校志愿者的心态还不是很成熟，认为自己的出发点是神圣的，都是希望能够一帆风顺，但是，当遭遇到现实困难的时候，他们很容易产生挫败感，并进而放弃。

    目前，高校支教和助学存在这样两个问题：一是志愿者流失比较严重，有的学生在刚进校门的一两年，图新鲜，参与的积极性比较高，但是进入到高年级阶段或者是经历过一次支教和助学的活动之后，有部分学生就会因为求职等方面的原因退出。这就造成很多大学生组织的支教和助学活动是一种低水平的重复，上一届还没有来得及总结的经验教训和成果，被下一届负责同学照搬。

    二是目前国内各高校的社团虽然很多，但是这些社团都少有互相之间的了解和接触，信息共享就更看不到了。这些没有联系起来的力量，造成大学生支教和助学遭遇“活动内容和形式单一、重复、影响力小”等现实。

　　专家声音

    支教不能仅凭热情

    储朝晖（中央教科所研究员）

    记者：储老师，您是怎样看大学生支教和助学的有效性问题的？

    储朝晖：大学生支教和助学有着不同的出发点和动机，有的就是由于长期生活在城市，对农村十分好奇，有的是为了通过社会实践来积累赢得未来工作的机会。但不论是诚心或是怀着某种个人利益去支教和助学，最终会由于其客观条件，像时间短、成员专业素质差等，能为当地做些实事的不多。

    我也不赞同我们的志愿者走上讲台去给孩子上课程体系内的课，因为，你自以为的先进的东西很难适合当地的实际情况。我建议志愿者应该多开发激发学生不同潜能的课外活动，毕竟参与这样的活动对欠发达地区的孩子来说是非常困难的。

    记者：尽管大学生支教受到了很多关于有效性方面的质疑，但毕竟还是具有其现实意义的。

    储朝晖：是这样的，比如说会促进社会不同层面的人之间的交流、沟通与理解。选择去支教不能仅仅凭着热情，还要有理性的思考，这样能够一方面进行自我教育，另一方面还可以做些事情。

    每个人要成为一个成熟的人，就必须要全面了解社会。了解乡村和城市，才能知道社会上的很多现象发生背后的真实原因，才能看懂这个社会。这为大学生调整自己的价值取向提供了一个清醒的认识。

    人与人的交往是需要心灵碰撞的，而不只是将空间拉近。尤其现在中国的情况是独生子女数量不断增加，伴随着信息时代的迅猛发展，网络带来的更多的是虚拟世界里美好的东西，真正的现实生活和它是有强烈反差的，因此，这种支教和助学对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都有好处。

    当事人说

    支教能培育责任意识

    刘帆（清华大学爱心公益社）：大学生支教的出发点还是希望能通过自己微薄的力量帮助别人。

    面对大学生助学支教有效性的质疑，我认为首先不能把大学生定位太高，在整个支教过程中，实际收获最大的是学生。

    原来生活在城市的学生来到农村，巨大的落差会让他们重新审视自己，比如原来对农村的看法。这种面对面的交流会让大学生明白这个社会的真实面貌不仅仅只是他们身边的样子。这种冲击会被学生带回学校，带回到未来的成长过程中。起码参与支教和助学的大学生在某种程度上会更加以理解、宽容的态度看待他人。

    即使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学生再次回到农村，他会结合自身经历和所学知识真正为农村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这种反哺意识会使他们做起事情来更加踏实。即使将来他们不选择回到农村，但是这种责任感会让他们关注农村、关注落后地区的教育。 （作者：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