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就是所有人像这样紧紧依偎，哪怕距离分开，心也要聚拢在一起

　　对于生活在《团圆》里的小女孩毛毛而言，“亲情”一开始实在有些遥远。当父亲抱起她，笑眯眯地用胡子扎着她红扑扑的脸蛋时，这个4岁小女孩的第一反应，是伸出手用力地把爸爸推开，随后又吓得大哭了起来。

　　在他们身后，家里的墙壁上挂着一张全家福照片。负责《团圆》绘画的朱成梁特意将全家福里父亲的形象放在了画面之外，用来映射女儿心目中父亲模糊、陌生的形象。

　　余丽琼的心里也曾经留下过父亲面目模糊的样子。当时，父亲给她的感觉就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全国各地有什么工程，父亲就会毫不犹豫地拎起箱子出发，而照顾她和哥哥的任务，全落在了妈妈的身上。

　　她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当时的疑惑：“我总是想，我们家3个人就够了，干嘛还要有一个爸爸呢？”

　　让她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有一年，父亲被单位派去哈尔滨学习，一整年没有回家。等到过年，爸爸回到安徽的家里抱起她时，当时还年幼的余丽琼就像自己笔下的毛毛一样，吓得哇哇大哭，以为“有陌生人闯进了我的家”。而在此之前，亲戚们都说，父亲最疼的就是她这个女儿。

　　长大以后，余丽琼才渐渐体会到那一刻父亲的伤心。当时，父亲突然决定要拍一张全家福。他费尽心思，找了一位有相机的朋友，请他在一个星期天专门过来，帮自己一家四口拍这张照片。

　　为了让这张来之不易的照片看起来更加完美，父亲做了很多准备。他特地选择了单位里一道好看的拱门作为拍摄背景，摆放椅子的位置也是换了又换，想找到最佳效果。不过，等到最后面对镜头时，很少照相的一家人因为太过紧张，腰杆都挺得笔直，表情也显得“有点惶恐”。

　　余丽琼年幼的心里就留下了这张全家福的记忆：爸爸妈妈坐在两把椅子上，两个孩子站在中间，妈妈搂着哥哥，而梳着羊角辫的余丽琼，则被爸爸紧紧地抱在怀里。

　　“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什么是家。”余丽琼说。如今，她已经有了自己的女儿，当年的场景还是历历在目：“我知道，家就是4个人像这样紧紧依偎，哪怕距离分开了，心也要这样聚拢在一起。”

　　创作《团圆》之初，余丽琼并没有想过写自己的故事。当时她按照编辑的要求修改了好几稿，可笔下描写的，始终是一群生活在森林里的小动物。直到编辑的一句提醒，“想想你自己的童年”，她才仿佛顿悟一般，开始追溯童年时光里最打动自己的记忆。

　　于是，在书房的小灯下，童年的回忆仿佛“被割开了一个切口”，开始哗哗涌到她的面前。她记起了那首名叫《军港之夜》的歌，也记起了自己被叫做“毛毛”的时候发生的点点滴滴。

　　在这样的回忆里，她终于在电脑上敲下了第一句话：“爸爸在外面盖大房子。他每年只回家一次，那就是过年。”

　　从这句话开始，关于毛毛，关于这场小小的“团圆”，故事被一点一点地编织起来，并且在画家朱成梁的笔下，变成图画书里一幕幕动人的场景。

　　孩子只能体会出其中团圆的高兴，可大人读起来却觉得有一点心酸

　　图画书里的毛毛并没有去拍摄全家福，她只是在与父亲相处的5天里，一点一滴地找回对父亲的记忆。

　　有些记忆是父亲的形象。她和爸爸一起去理发，举着棒棒糖坐在爸爸的身后，发现镜子里剪了头发、剃了胡子的这个人“越来越像以前的爸爸”。

　　有些记忆是她的经历。爸爸领着她在门上贴春联，还让她登上了“妈妈从来不准我上去”的屋顶。在那里，她骑在爸爸的脖子上，抓着他的双手，看了一场热热闹闹的舞龙灯。

　　而“好运硬币”则是贯穿她整个新年最美好的记忆。按照当地的习俗，在除夕夜，父女俩一起包起了汤圆，并且把一枚硬币塞进一个汤圆的馅里。

　　“谁吃到它，谁就会交好运喔！”爸爸笑眯眯地对毛毛说。

　　第二天一大早，爸爸抱着碗，把热腾腾的汤圆一个一个地喂到她的嘴里。当然，他也想办法，让女儿吃到了那枚小小的好运硬币。

　　“一开始，这只是一场游戏，但父亲的确是在用心地进行这场游戏，很用心地寄托自己对女儿的祝福。”余丽琼说。

　　在安徽长大的余丽琼，从小家里就有把硬币包进汤圆里的讲究。当她在一个下午非常偶然地想到，可以把好运硬币写入《团圆》的故事中时，她突然发现，这枚小小的硬币可以把自己想说的话、想表达的内容，包括祝福、思念、愿望，“全部包容进去”。

　　在整个春节里，好运硬币都成了毛毛最大的骄傲。遇上收到大红包的小朋友，她会拿出硬币向他们炫耀；发现硬币丢了的时候，她在院子里四处寻找，最后只能坐在地上哇哇大哭，好像自己的好运会连同硬币一起丢掉一样。

　　对于那颗幼小的心灵来说，这场关于硬币的游戏真的被赋予了重要的涵义。事实上，在《团圆》发行之后，很多家长告诉余丽琼，自己的孩子因为这个故事，对“好运硬币”这种延续已久的习俗有了更深的感情。

　　“这个故事更适合有阅历的中年人，我们的孩子也许还不能体会其中的感情。”余丽琼说，“但在以后的某一天，他们一定会从中找到共鸣。”

　　对于很多年幼的孩子而言，《团圆》的故事里有热闹的过年场景，有全家人幸福的团聚，可捧着书的父母们却大多读出了更多的意味。一位山东的母亲说，孩子只能体会到其中团圆的高兴，可自己看来，书里的故事却让人“有一点点心酸”。

　　最后，毛毛又找回了她的好运硬币，而爸爸也到了该离开的时候。他蹲下来，把女儿抱在怀里，这一回，毛毛没有把他推开。

　　“下次回来，爸爸给你带一个洋娃娃，好不好？”爸爸问。

　　“不！”毛毛拼命摇头，“我要把这个给你。”

　　她低下头，在红色的棉袄口袋里掏啊掏，摸出那枚银色的好运硬币，它已经被孩子的体温捂得暖暖的。

　　“这个给你。”故事的结尾，女儿把硬币放到父亲宽大的手掌上，“下次回来，我们还把它包在汤圆里。”

　　只要有挚爱的亲人远在异乡，对团圆的期待都会刻骨铭心

　　余丽琼明确地表示，《团圆》描写的是自己的人生体验，可在过去的两年里，总有人相信，这本儿童图画书有着更为现实的背景。

　　“这位父亲完全是这个时代农民工的代表——乡下的农民进城打工，只有过年的时候才回家与家人团圆，过得好不容易、好苦……你真的只想写你的父亲？”总有读者这样问她。

　　余丽琼理解旁人“自然的联想”。她承认，尽管自己本无此意，但书中那个因为工作远离家乡的父亲，的确“刚好契合了当下的国情”。

　　很多人在书里读到了整个群体的辛酸。一位广东的母亲说，“这是我们打工族自己的故事。”另一位读者则在评论中写道：“《团圆》讲述了当下农民工一年只能回一次家的现实……孩子对父亲的期盼，父亲回家后孩子的喜悦，父亲要走时孩子和妻子的不舍，都表现在他们的神情中。”

　　人们很容易联想到媒体上关于那些外来务工人员的故事。他们大多在城市里出售自己的劳力，只能趁着休息的空当，从手机或者钱包里的照片上回忆自己孩子的模样。他们的子女，大多“留守”在老家，和母亲或者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外出务工人员的数量为1.53亿人；而根据全国妇联2008年的调查，当时全国留守儿童的数量已经达到5800万人。

　　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在媒体的报道里，12岁小姑娘张颖，每年盼着父母回来过年，甚至早早为他们准备了干净的棉被，可整整10年时间，父母因为工作忙，始终没有在春节回过家。小男孩杨鹏总爱和妈妈腻在一起讲悄悄话，可平常的大部分时间里，父母都在内蒙古打工，他只能坐在家里掰着手指数日子——就像《团圆》里的小女孩毛毛一样。

　　因为这些现实的背景，《团圆》也常常被介绍为一个“农民工与亲人团聚的故事”，浓缩了众多打工族的悲欢，给城市的孩子“一份另类的亲情感受”。事实上，即使在美国，这本刚刚以英文出版一个多月的图画书，也被更多地解读为“反映打工者的艰辛生活”。

　　“他们在距离家乡数百、数千公里外的地方工作，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回家几天。”一位加利福尼亚州的读者在评论中写道，“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

　　当然，余丽琼自己并不认同这样的理解。“这只是一个巧合。”她说，“我写的只是自己童年的回忆，以及对父母的爱。”

　　在写作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故事出现在她的回忆里。她想起了自己的其他亲人，比如哥哥，或者远在北京的舅舅。她还记得，小时候每逢暑假，自己总是期待着在北京上大学的舅舅赶快回来，因为他“很幽默很好玩”。后来，舅舅大学毕业留在了北京，每次过年回家只能团聚短暂的几天，常让妈妈哭得泪流满面。

　　这些与亲情有关的回忆也传递给了众多读者。在台湾的一场交流会上，一位读者通过小卡片告诉她，《团圆》的故事让自己想起了那些在大陆工作的亲人，“真的很想他们”。

　　“我写的是我自己的家庭，但每个人都会想到自己身边的人、身边的事情。”余丽琼说，“无论对于哪个家庭，只要有挚爱的亲人远在异乡，那么对团圆的期待和一次次的离愁牵挂，何尝不是刻骨铭心的呢？”

　　大大小小的团圆和分别，构成了我们的人生

　　余丽琼总会回忆起小时候爸爸过年回家的场景。每一次，爸爸总会打开那个神奇的大皮箱，“像变魔术一样”从里面掏出些神奇的小礼物。

　　当然，现在看起来，那只是些简单的小玩意儿：一盒水彩笔，或是一块糖。可在她年幼的记忆里，这些礼物都是自己会珍藏许久的宝贝，糖果总是放了好久都不舍得吃，而水彩笔更是画上两笔就要急急忙忙地收起来。

　　她把这样的记忆也放进了图画书里。在《团圆》的开始，当毛毛被突然回来的爸爸吓得大哭的时候，爸爸赶忙打开那个红色的行李箱，从里面拿出一顶粉色条纹的帽子送给她，而妈妈则得到一件白色的长款羽绒服。

　　就像余丽琼童年的记忆一样，爸爸的行李箱里“变”出的礼物，让全家人都开心了起来。

　　在余丽琼长大之后，她曾经好几次想给父亲一个惊喜的礼物——就像小时候他对待自己那样。但很长时间里，她都没有想到合适的选择。不过，在父亲60岁生日的时候，她把一本刚刚印刷完成的《团圆》寄给了在安徽老家的父亲，因为这是她多年来“埋藏在心里的情结”。

　　“这一回，我要给你一个礼物。”余丽琼在电话里对父亲说。

　　拙于表达的父亲并没有直接表述自己的感受。倒是母亲在电话里对她说，有了女儿这些用心的付出，老两口已经觉得“值了”。

　　如今的余丽琼和父母生活在两个不同的城市里。不过，她坚持每年过年一定要回老家，让父母有一个“心灵的安慰”。闲下来的时候，她也时常会“温习”自己童年经历过、积淀下来的那些温暖的画面。

　　“如果没有这些经历，那《团圆》肯定不是现在的样子。”她说。

　　图画书的情节里，大年初四一早，父亲又一次离开了。他坐在椅子上系着鞋带，母亲在他身旁一边抹眼泪，一边整理行李，合上那个给全家带来欢乐的红色行李箱。毛毛也站在一旁，穿着新年的红色棉袄，带着爸爸送的帽子，倚着门框，安静地吃着手里的棒棒糖。

　　最后，毛毛把自己的“幸运硬币”送给了爸爸，又在土黄色的马路上目送他坐着汽车离开。这是《团圆》的结局，可谁都知道，生活里真实的故事还会不断继续。毛毛和妈妈会在新的一年里耐心等待，期盼着爸爸再一次回来——那会是一个重新上演的《团圆》故事。

　　图画书的绘者朱成梁说：“这些大大小小的团聚和分别，构成了我们的人生。”

　　甚至，几十年后，这样的故事仍然会以令人熟悉的面貌再次重演——就像余丽琼现在经历的那样。大学毕业后，她在南京的一家杂志社上班，并且在这座城市里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

　　长大后的“毛毛”就这样与父亲“换了个位置”。那个曾经企盼父亲过年快快回家的小女孩，开始在每个春节到来的时候风尘仆仆地奔波在回家的路上。而那个曾经害怕女儿不记得自己的父亲，早就退了休，开始在家里数着日子，等待着女儿归来的团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