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秋,李叔同应邀来杭州“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当时的“浙一师”聚集了一批具有先进思想和改革精神的教师,其中不少人都是从日本留学回国的。他们抱有“教育救国”的理想,献身教育,专心教学。学生也是一时俊彦,品行纯正,好学上进。
李叔同任教音乐与美术。音乐和美术,在中国的学府里,自古便被人踩在脚底下。除非在热闹的日子里,弹琴画画,点缀点缀岁月,附庸风雅而已。但由于李叔同的深厚艺术修养和独特个人魅力,更由于他别具风格的教学方法,原本属于副科的音乐美术却受到了全校师生的高度重视,学生们更是看得比国文、数学还要重要。那时一般学校里,英语、国文、算学这三门功课的教师最有权威。而在“浙一师”,却是音乐教师最权威,因为音乐教师是李叔同的缘故。李叔同虽教音乐美术,但他的诗文比国文先生的更优秀,他的英文比英文先生的更标准,其历史比历史先生更有研究,既是书法篆刻大家,又是中国话剧的鼻祖。这样的老师,怎么会不受敬重?
李叔同曾经任教过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学楼(今仍存)
当年的“浙一师”有采光良好的图画教室,有坐落在花园中的音乐教室,大小风琴60余架,还有两架钢琴。音乐、美术两科课时并未增加,但学生投入的时间却比任何功课还要多,每天下午四时一过,风琴钢琴无一闲置,满校可闻琴声;人人有画夹,图画教室里学生济济一堂。难怪当时有教师叹曰:“‘一师’快变成了‘艺师’了!”
当年,丰子恺先生在上海江湾的家里,接待弘一法师,也就是著名的李叔同先生。在丰先生生日这天,他以弘一为师,皈依了佛法。大约就是在那个时候,他们商量由擅长绘画的丰先生作画,由精通佛法的弘一法师撰文,共同编写《护生画集》。《护生画集》由丰子恺先生作画;第一、二集的文字为弘一法师题写。
丰子恺:李叔同先生的教育精神
在四十几年前,我做中小学生的时候,图画、音乐两科在学校里最被忽视。那时学校里最看重的是所谓英、国、算,即英文、国文、算术,而最看轻的是图画、音乐。因为在不久以前的科举时代的私塾里,画图儿和唱曲子被先生知道了要打手心的。因此,图画、音乐两科,在课程表里被认为一种点缀,好比中药方里的甘草、红枣;而图画、音乐教师在教职员中也地位最低。好比从前京戏里的跑龙套的。因此学生上英、国、算时很用心,而上图画、音乐课时很随便,把它当作游戏。
1914年,李叔同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采用裸体模特进行美术教学,开中国裸体美术教学之先河。后排右二站立者即李叔同。
夏丏尊先生曾经指出李叔同先生做人的一个特点,他说:“做—样,像一样。”李先生的确做一样像一样:少年时做公子,像个翩翩公子;中年时做名士,像个风流名士;做话剧,像个演员;学油画,像个美术家;学钢琴,像个音乐家;办报刊,像个编者;当教员,像个老师;做和尚,像个高僧。李先生何以能够做一样像一样呢?就是因为他做一切事都“认真地,严肃地,献身地”做的原故。 李先生一做教师,就把洋装脱下,换了一身布衣:灰色布长衫,黑布马褂,金边眼镜换了钢丝边眼镜。对学生态度常是和蔼可亲,从来不骂人。学生犯了过失,他当时不说,过后特地叫这学生到房间里,和颜悦色,低声下气地开导他。态度的谦虚与郑重,使学生非感动不可。记得有一个最顽皮的同学说:“我情愿被夏木瓜骂一顿,李先生的开导真是吃不消,我真想哭出来。”原来夏丏尊先生也是学生所崇敬的教师,但他对学生的态度和李先生不同,心直口快,学生生活上大大小小的事情他都要管,同母亲一般爱护学生,学生也像母亲一般爱他,深知道他的骂是爱。因为他的头像木瓜,给他取个绰号叫做夏木瓜,其实不是绰号,是爱称。李先生和夏先生好像我们的父亲和母亲。 李先生上一小时课,预备的时间恐怕要半天,他因为要最经济地使用这五十分钟,所以凡本课中所必须在黑板上写出的东西,都预先写好。黑板是特制的双重黑板,用完一块,把它推开,再用第二块,上课铃没有响,李先生早已端坐在讲坛上“恭候”学生,因此学生上图画、音乐课决不敢迟到。往往上课铃未响,先生学生都已到齐,铃声一响,李先生站起来一鞠躬,就开始上课。他上课时常常看表,精密地依照他所预定的教案进行,一分一秒钟也不浪费,足见他备课是很费心力和时间的。 吃早饭以前的半小时,吃午饭至上课之间的三刻钟,以及下午四时以后直至黄昏就睡——这些都是图画音乐的课外练习时间。这两课在性质上都需要个别教学,所以学生在课外按照排定的时间轮流地去受教,但是李先生是“观音斋罗汉”,有时竟一天忙到夜。我们学生吃中饭和夜饭,至多只费十五分钟,因为正午十二点一刻至一点,下午六点一刻至七点,都是课外练习时间。李先生的中饭和夜饭必须提早,因为他还须对病发药地预备个别教授。李先生拿全部的精力和时间来当教师,李先生的教育精神真正是献身的!这样,学生安得不崇敬他,图画、音乐安得不被重视?!
(小编按:心若玲珑,度如天海,认真地,严肃地,献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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