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我提以下一个“奇”人,在教育学上也许具有很典型的意义,作为多数的教育工作者,会有什么反思呢?
这个人,不知道什么原因或者关系,上了一个不错的大学,无论在高中还是大学,他都算不得什么优异的学生,说他中等偏下是给他面子了,大学拿到的一个优就是拳击。毕业以后无所事事,学的是政治,却对画画、弹钢琴、爬山、旅行、学习各种外国语天天乐此不疲,在毕业以后似乎毫无志向的他去了一个游乐场管理处帮忙,依靠自己的花言巧语追到了一个姑娘。他依靠成为妻子的这个姑娘的关系拿到了芝加哥大学的兼职的政治博士,也因此有机会在加州伯克利做项目研究,2年以后却到了一个排名后一百位的大学当老师,又过了10年,沦落到排名又后将近100位的学校当教授。这个人对什么都有兴趣,但似乎什么都不是他的专业,在他职业生涯的65年时间里,研究过政治学、管理学、心理学、信息科学、应用数学、统计学、运筹学、经济学,除了“混出来的一个博士”外还来者不拒地拿过另外8所大学的政治学、科学、法学、哲学、经济学博士。晚年的他似乎又想起了自己原本的专业是政治学,1972年跟随美国一个代表团来到中国,之后对来中国乐此不疲,又9次来到中国,2001年逝世。
如果我告诉你,这个人叫赫伯特·西蒙,你还不太了解的话,我还可以多说几句:就是他,拿到了计算机的最高奖图灵奖、心理学美国心理学会三个最高奖;就是他被称为人工智能之父、决策理论之父、行为理论的先驱、心理学量表之父;他还开发了世界上第一个表处理软件AI、开发了世界上第一个棋牌游戏、世界上第一个语义网络软件、世界上第一个能够运行的人工智能软件。60岁那年,已经获得计算机最高奖图灵奖的西蒙听说还有一个奖全世界更感兴趣,叫诺贝尔奖,询问获奖标准,别人告诉他不太可能,因为作为管理专家和计算机专家的西蒙,在诺贝尔奖体系里是没有可能的,然而在62岁这年,西蒙狡黠地对他的学生笑了笑说我可以得奖了,这年他的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和信息学杂交出来的理论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卡内基梅隆大学,至今还有一个楼叫做赫伯特.纽厄尔楼,是为了纪念在这里工作过的包括西蒙在内的两位人工智能之父。在还没有逝世的时候,西蒙又得到了另外一个卡内基梅隆大学全体师生和校友以至于全世界教育界心目中的至高称号“著名教育家”,原因始于1967年的一次谈话。1967年,钢铁大王卡内基办的学校卡内基技术学院与美国前财政部长梅隆办的一个戏剧学院(梅隆学院)决定合并,合并的原因很简单:两个学校很有钱,也离的很近,但是学校基本情况不咋样。合并后的校长也是管理学院的教授觉得西蒙的管理决策理论很有名,就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希望西蒙能够用“决策理论”决策一个不可能的任务:用三十年的时间,让这所名不见经传的大学成为世界一流名校。西蒙想了想,用一句话说出了自己的决策,校长也听了,不到30年,卡内基梅隆大学稳稳地立足于美国和世界高校排行榜前30位,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西蒙当初告诉校长:“你只搞计算机!”于是,今天的卡内基梅隆大学成了一个基本上只搞计算机的大学:科学学院的计算机叫计算机科学专业、管理学院的计算机叫信息管理和社会管理专业、金融学院的计算机叫数字金融专业、戏剧专业的计算机叫数字媒体专业、工程学院的计算机叫计算机工程专业。不搞一门专业的西蒙,帮助学校创造了一个只搞一个专业的大学,今天这件事看起来也是匪夷所思,放到1967年计算机刚刚进入民用和个人电脑的时代,是多么不可思议,事实证明,西蒙的决策理论不是忽悠,是实战,不仅仅是对于他的大学,还是对于他的人生,以及教育学的启示。
从西蒙的经历来看,我们不得不对教育、教育的理念、教育的内容和实质进行深刻地反思。我们今天争论的:应用型还是研究型、实战性还是创新型、培养人还是培养知识、培养技巧还是培养能力、职业学校还是本科学校、通识教育还是实用主义教育,在西蒙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一致甚至重合。更加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西蒙本人并不是像传说中的冯诺依曼和爱因斯坦,与他们相比,西蒙的智商并不足够高,即使与芝加哥大学的优秀生相比西蒙也没有出彩之处。然而今天和未来的世界,将会越来越记住西蒙,不仅仅因为他无人望其项背的奖项,更是由于他所带来的人工智能时代的开始,西蒙的名气落后于他的时代而已。
研究教育学,看西蒙的成长历史,一定比研究爱因斯坦和冯诺依曼的更有启示,三个人都是犹太人不能说明什么,爱因斯坦和冯诺依曼的超高智商也缺乏普适性,西蒙不但让自己并不能证明太高的智商走到了所有学科的顶峰,还让他所在的原本资质平平的卡内基梅隆大学也走向了顶峰,其方法是具有一致性的。我有幸在卡内基梅隆大学访学两年不到时间,更有幸我的导师是西蒙生前还非常熟悉的人,西蒙经常说的一句话是:LEARN or CREATIVE ,也就是学习还是创造。研究人工智能的西蒙认为创造是生命的原义,也是教育的原义。
如果我们希望还原西蒙的成长经历,看看我们如何把一个孩子培养成能够获得世界三大奖项(诺贝尔、图灵、美国心理学奖)并且还会创造程序的创客,我们就要设想这样一个并不难但却不好再生的场景:你得让西蒙的爸爸是著名的电气工程师、律师、学术界和社会事务界的活跃领导人,这样西蒙才有可能对计算机、社会学、心理学和学术以至于政治有那么多兴趣;你还得让西蒙的妈妈是一个著名的钢琴家,以至于西蒙对音乐、美术、戏剧、社会学、心理学有天然的感知;你还得让西蒙生活在一个没有功利色彩的中产阶级家庭甚至爸妈也不要求他回到故乡,以至于他毕业无所事事、走到哪里做到哪里以及在职业最初20年似乎城市和大学越混越差也丝毫不伤害他的信心和自尊心;你还得让西蒙拥有一个好太太,这个太太还得是今后对西蒙影响巨大的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秘书,她不但成功地为西蒙建立社交关系,还顺道为西蒙找关系托路子并且很乐于忍受一个天马行空的丈夫,事实上世界上第一个人工智能的会议,就诞生于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派对。除此之外,教育工作者要想再造一个西蒙,西蒙身边还一定要有宽容的环境、不强求专业的社会舆论、不把教育天天挂在嘴上说为了你好的老师,还有一切一切。以上这些,在教育学上有意义在于,它们并不难,但是并不是我们能做到的:顺从生命的天性。西蒙在晚年谈到他的一生的时候说:“我诚然是一个科学家,是许多学科的科学家。我曾经在许多科学迷宫中探索,这些迷宫并未连成一体。我的抱负未能扩大到如此程度,使我的一生有连贯性。我扮演了许多不同角色,角色之间有时难免互相借用。但我对我所扮演的每一种角色都是尽了力的,从而是有信誉的,这也就足够了”。历史已经忘记了西蒙的中学老师和小学老师,幸运的是,他们没有在西蒙的迷宫里画满了指路的路标。
以西蒙为荣耀的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继承了很多西蒙时代还具有的“兴趣是最大的专业”的风格:小小的600亩土地,诞生了多位图灵奖和诺贝尔奖获得者,诞生了《海底总动员》,诞生了“兰迪教授的最后一课”,诞生了李开复和位数众多的职业经理人和创新者;我选上的一门嵌入式系统本科课程,一个因特尔公司出来的经理,每年带几万美金让学生做出作品来考核;校园狂欢节,美术系教授们脱光了衣服扮做印第安人来激发学生的创意;我们还可以看到,计算机学院里面的一个教授是学心理学的,而社会学系的一个教授是学计算机的,工程学院的教授却是研究社交网络的;自从2000年以来,这个大学诞生了300多个公司,培养了几十位国际大公司总裁,每个学生人均获得的赞助超过25万美金。如果我们粗浅地理解,以上这些就是发挥交叉学科的优势转变的胜势,再往深一步理解,教育成功就是生命的张扬,就是顺从甚至发挥生命的潜力,就是教育让位于学习。每一个人也许资质不同,但是如果顺从天性,能够发挥潜能,那么个人的能力就会在一个阶段后得到充分的发挥。
我拿西蒙作为“教育的生命原义”这个专题的开篇,是为了要再回到西蒙的专业:人工智能。1956年夏天数十名来自数学、心理学、神经学、计算机科学与电气工程等各种领域的学者开了一个派对,讨论如何用计算机模拟人的智能,并根据麦卡锡的建议,正式把这一学科领域命名为“人工智能”。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西蒙和纽厄尔带到派对会议上去的“逻辑理论家”是当时唯一可以工作的人工智能软件,引起了与会代表的极大兴趣与关注。因此,那次派对会议的西蒙、纽厄尔、麦卡锡和明斯基被公认为是人工智能的奠基人,被称为“人工智能之父”。那次会议的一个学派——西蒙的符号逻辑派,引领了人工智能40年,而今天的另外一个学派——人脑反向工程,在生物技术和计算机信息技术方向也取得巨大进展,从研究人脑开始进行计算机的模拟和开发,甚至按照猴子和残疾人的脑电波执行思维的指令去驱动一个机械手已经成为现实,美国发明家和未来学家Kurzweil在《奇点贴近》一书中所提到的未来的宇宙经过了物理化学、DNA、脑、工具、人与技术共同进步,最后会走向智慧宇宙,被逐渐验证不是天方夜谈。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也许关于教育的工具性和技术性、通识和实用性的探讨将显得荒谬无比,而由冯诺依曼提出、西蒙开创的奇点(机器全面超过人脑)就要贴近,人机混合时代(利用机器甚至植入机器让人的智商提高1000倍)就要到来,未来的教育者,如何培养未来人类,这个系列,从西蒙开始,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技术上,奇点到达后或者之前,再造一个西蒙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但是在教育上,却并不容易,或者西蒙年轻的时候碰到的是勤勤恳恳毁人不倦的老师呢?
从教育者的角度上看教育,每个人都振振有词,但从生命的原义看学习,往往可能不是那么回事。
教育将死,学习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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