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对教育事业的看法。想想吧，我们将医务工作者颂称为“白衣天使”，而“白衣天使”们，在当代社会中，无一不是由医科专门院校培养出来的。他们救死扶伤的医术得自于医科院校，他们的医德，其实最初也得自于那些院校。

　　这么一想，教育事业的诗性简直是不容置疑的了。

　　但我在调到大学之前，关于教育事业的看法，是很受到一些朋友们的善意告诫的。他们批判我浓厚的主观倾向，指出我先将某事业诗化，进而圣化，再进而投身其中，潜意识里，为的是获得一种良好的自我感觉罢了。

　　现在，我已经调至大学两年了，无需朋友们再批判，我自己也开始意识到，我确乎又一次犯了太过理想主义的错误。我本是企图逃避浮躁的包围，才决定调入大学的。我觉得没有如愿以偿。并且，连我自己也又浮躁起来。第一学年我几乎没对学生发过脾气，甚至没批评过哪一名学生。而这一学年，我已发过几次脾气。批评起某些学生来，态度也相当严厉了。

　　然而，每静思之，我仍觉得——教育确乎多少有点诗性的特征。其诗性，是我从我的同行们身上发现的。他们性格各异，授课的方式方法很不一样；对大学教学使命的理解，也不一样。甚至观点是对立的。

　　但他们一进入教室，踏上讲台，每一个人似乎都变了。那45分钟，我相信，是我的同行们最为认真对待的45分钟。也是他们各自将自己的精神状态体现得最为饱满的45分钟。连他们中谁正在看病，都是丝毫也不愿被学生看出来的。

　　但是在那45分钟里，他们内心里的愿望，却是任谁都不难看出来的。那愿望可归结为如下的无声话语：

　　“我要将我头脑里一切可以叫作‘知识’的积累统统给予你们！”

　　“如果竟非你们所想要，告诉我，你们真正想要怎样的知识？”

　　“如果我的方式和方法并不可取，那么，请向我及时提出你们的建议！”

　　我曾伫立教室门外听我的同行们上过课。那时，我觉得他们每个人都很美。无论年老的，年轻的；无论与我的教学观点一致的或对立的。那时，在我心目中，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可爱的。

　　给予知识……想多多给予……恨不得一下子统统给予……给予的越多，自己越欣慰。反之，沮丧、失落、迷惘。可以不那么一厢情愿，却偏偏那么的不遗余力。

　　近乎推销，直销，却不是买卖。是一个“场”，却不是市场。不见现金交易的情形，也不是期货般的待价而抛。有时很急，但乃因不知怎样成功地给予才好。这一种急和盈利与否没什么关系。是的，由此，我仍能感受到教育的些许诗性。

　　我也经常想到教育在另外一些地方的情形。

　　我曾与我的作家同行铁凝一道，为湖北穷困山区的一所穷困小学去捐点儿我们几位作家的稿费。那小学只有一名教师，叫胡大青。他既是老师，也是父亲般的“家长”，还是为学生们做饭的人。那些穷困山民的孩子们将铁凝送给他们的彩色橡皮当成糖块塞入口中，铁凝的眼泪夺眶而出。胡大青老师每天6点多钟，要划一只巨大的木盆，将他的几名学生由湖对岸接到学校这一边来，晚上再送回去……

　　铁凝离别时对胡大青说：“你和你的小学是一首诗……”

　　我也曾与导演李少红去过江西穷困山区的一所小学。一名上海女知青留在那里当了校长。为了那些与她难分难舍的学生，她一次次放弃了返回上海的机会……

　　李少红曾深有感触地说：“教育是一件能使人变成它的信徒的事情。”

　　而我自己，在北大荒当过3年小学教师。我当年认识了十几位北大荒的中小学校长。如今，他们有的已经不在人世；有的，已经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他们的人生价值，全体现在当年那些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教室里了。而从那样一些教室里，走出了现在北大的经济学院院长刘伟，走出了北京电影学院党委副书记王黎光。

　　教育在那样一些地方、那样一些教室里“受洗”。

　　刘伟和黎光，我的两位朋友，对于教育的诗性，比我有更深的领悟。

　　大学是使教育辉煌起来的地方，也是使教育热闹起来的地方，还是使教育每每变为沽名钓誉之“场”的地方。但是，任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一点——在教育“受洗”的地方，许许多多为穷困孩子们求知若渴的心“点灯的人”，他们的光辉，必也会照到大学来。

　　因为他们是大学里的我们的同行。他们是我们的镜子——背面不是水银，而是教育的诗性。

　　它一照我们，我们就愿更敬业一些……　

　　（原载《中国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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