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种就是除了赤贫，什么都不能传承给后代。

　　如果这样的话，情况当然比较被动，因为孩子的起点会相当低，什么都只能靠自己打拼，在社会上大获成功的几率，统计起来肯定会微乎其微，而充其量也只是慢慢向上流动，以便再给接下来的一代去创造机会和充当阶梯。北大有一个学生毕业后卖猪肉去了，后来又回到北大，发现校园里的情况跟当年不同了，当年他那样的孩子很少能再进来，往上流动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相形之下更糟的是第二种，只给自己的后代留下了身外之物。

　　也许人们没有想到，这种起点看起来很高，身在其中还以为特别优越的，其结果反而更加可悲，有的时候可能比前一种危险性更大。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只要把两句谚语放在一起就可以看出来，一是说富不过三代，或者说是一代创，二代守，三代耗，四代败；另一个是当过帝王者当知百姓之不易。

　　第三种就是我说的中国的伟大的家族，他们相对而言主要向后代传授的是家教和素质。

　　在这种情况下，孩子难免也要受寒窗之苦，不过这样的刻苦训练却也正是他们砥砺人格的入门功夫，所以相比起来说不像前面那么被动。现代学术史上著名的绍兴周家、无锡钱家，和义宁陈家等等，都主要是传递了这种文化上的家风。正因为这样，在中华文明还像个文明的时候，也就出现过许多家学渊源、子承父业的学者。由于他们在精神上相对富有，所以也就在人生的道路上，享有更令人羡慕的起点和轨迹。

　　其四，家长以高度的和双向的警觉，同时铺垫出精神和物质的基础，以使后代在较为均衡的平台上，进行较为从容和宽广的发展。

　　自不待言，这种全面发展的人生平台，肯定是最为符合大多数家长的愿望。尽管不怕败兴地讲，即使难能可贵地做到了这些，也并非不会再产生出新的烦恼，特别是被上代看重的、甚至被视作家族使命的前景，却并不为下代所认同和喜爱，此时过于厚重的家族产业，或过于辉煌的家学渊源，就反而会被视作负担或累赘。

　　我有一个亲戚家的孩子，他爸爸没什么文化但生意上很成功，他在全国有六千家分店卖地板。于是他从小就被下令说，你只许上一所学校，就是哈佛的商学院，结果因为一年只有一个名额，后来也没上成。我说这样不是把孩子封锁了，把孩子逼到绝路上了吗？我当时问孩子说，你只愿意做生意吗？你家这么有钱，你还想学做生意吗？等到他从国外上学回来以后，对爸爸说，我最烦就是你卖那地板，所以他爸爸很失望，就他这么一个孩子。

　　有一个小说，也是说同样的事情，这个小说叫《一个企业主的童年》，作为企业主继承人的吕西安也是这样，一个人从小被定下来。看起来是给孩子一个很好的起点，但是他很痛苦，所以想对自我基因有一个永远的呵护，只不过是善良的愿望。

　　曾国藩说过，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伸四代，耕读之家，勤俭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绵延十代八代。越到后面，实际上越是文化起作用。十代八代对历史来说只是一瞬间，林则徐书房里面曾经有这么一个对联：“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才，益增其过”，这是一种非常豁达的态度，也是一种忧患的意识。

　　我们中国所有的好传统，一旦西风随全球化吹来，这种经过历史洗礼的行之有效的家庭文化就被隔除了，而更可怕的是，由此造成了确凿的伤害，直到现在大家都还没有意识到。这就是说一方面当今社会的各个成员之间已经普遍失去了最基本的信任，这已经是众所抨之的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也是社会风气遭到了毒化。另一方面，即使这样人们也没去反思，整个中国社会肌体的萎缩是从家庭这个细胞开始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以说我们这个民族的火候还没有试够，因为我们不知道中国文明的主要细胞出了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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