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前，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这不是问题。但是在从清末到现代中国，中小学教师以体罚为主要内容的惩戒权已经被取消、禁止。这是社会文明的标志。不过它导致的另一个结果却是，越来越多的中小学教师走向另一个极端——不敢批评、管教学生。个别家长无理取闹，对教师施以人身攻击，影响非常恶劣。

　　有鉴于此，2009年教育部颁发的《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规定》中，专设条款，赋予班主任“有采取适当方式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的权利”，但何谓“适当方式”，何谓“批评教育”，批评教育不管用怎么办，该规定并未讲明，很多教师仍不敢批评、管教学生，甚至为了防止“出事”，有些地方的中小学在课间休息时，也不让学生轻易出教室，以免学生打闹发生“意外”，学校和教师担不了干系。教师应当担负的教育责任被严重弱化，几乎沦为保姆。

　　不可否认，旧式教育体制下，教师过多过滥地使用惩戒权，甚至给很多功成名就的读书人也留下恐怖记忆，但心存感激者也不乏其人。北宋真宗年间做了大官的丁谓，衣锦还乡时特地看望授业先生，称“小年狭劣，荷先生教诲，痛加梗楚，使某得成立者，皆先生之赐也。”前北大校长蒋梦麟幼时恨透了旧式教育，他曾有一番“豪言壮语”：“先生，我要杀了他！家塾，我要放把火烧了它!”但人到中年，则认为传统的教与学组织方式“已足以应付当时的实际需要”。

　　不独古代中国的教师如此频繁地体罚学生，古希腊罗马时期也是如此。古罗马人深信，“没有痛苦的代价，就没有进步”。因此，“没有眼泪的教育”也必然不是好的教育。跟古代中国一样，体罚的痛苦也让不少伟大人物终身难忘。中世纪著名神学家圣•奥古斯丁72岁时，有人曾问他是愿意等死还是返回童年。他毫不含糊地说：“我宁愿死，也不愿意返回童年接受教师的鞭笞！”

　　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的兴起，学校和家庭的体罚现象遭到强烈抨击，1783年波兰废除了体罚。1845年卢森堡也废除了体罚。此后，荷兰、奥地利、芬兰、瑞典、挪威、丹麦、德国等也都相继立法禁止体罚。

　　挟西风东渐，1904年，晚清政府在《奏定学堂章程》也提出“13岁以上”不可再用体罚，而13岁以下最好不用体罚。至于“罚站”、“剥夺假期”、“剥夺自由”、“替代劳动”等后来被认为是体罚之列的，在当时则被允许。民国政府原则上也要废除体罚。1952年中央教育部下发通知，明文规定“废止体罚或变相体罚”。改革开放以来颁布的《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教师法》等，一再明确表示“不许体罚”。

　　但是美国对废除体罚的历史潮流明确说“不”。1977年，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判例，认定学校实施体罚并不违背宪法中的正当程序保证。最高法院在此前的另一个判例中认为，一方面，为维持教室秩序而采取恰当的管教措施在教育上是必需的；另一方面，国家也有为学生提供良好学习环境、维持教室秩序和保证学生安全的义务。但是法院又强调，无论如何，实施过度体罚绝非国家强制利益之体现。不论基于何种目的，过度体罚都是压迫性的和虐待性的，是不人道的。目前在美国，立法禁止体罚的有21个州，其他州无明文规定。

　　在英国，1986年以前，教师可以对学生实施必要的管教，社会默许体罚的存在。在日本，体罚是法令所禁止的，但教育实践中体罚的现象较为普遍。日本学校教育法规定：校长及教员，在教育上认为有必要时，得依据监督机关的规定，对学生及儿童行使惩戒但不得给予体罚。台湾地区的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禁止体罚，但又提出对学生进行“暂时性疼痛的管教”。在教育实践中要不要体罚，目前争议较大。

　　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废除体罚是世界潮流，中国当代教育不应该也不必要自外其中。但中国教师因废除体罚而丧失惩戒权，造成不敢批评管教学生的严重性，对教育活动本身的伤害同样不可忽视。

　　（小編按：體罰和懲戒被混淆，教師很容易走極端，要不就是非打即罵，要不就是不敢管不敢勸，尺度的拿捏需要教師本身明確、清晰的知道自己的行為是從哪種立場出發的，對學生是不是足夠瞭解和自信。當一種真正的師生關係已經建立，我們就不會擔心體罰還是不罰這個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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