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又一次摆在眼前的出国留学机会，让彭旸担心，这场延续了四年的支教爱心接力，会不会因为她的暂时离开而中断？满怀对乌蒙山区孩子的担忧，彭旸向自己曾经就读的杭州平和英语学校寄出了求助信……
 

    《谁来接过我手中的教鞭？》——最近，这封寄自贵州乌蒙山区的志愿者来信，在杭州引起了不小的波澜。
　　28岁的贵州财经学院女教师不顾父母反对，放弃了出国攻读法学博士的机会，坚持一边工作，一边支教。在她的奔走感召下，四年来，100多名志愿者加入了她的支教队伍。
　　今年又一次摆在眼前的出国留学机会，让彭旸担心，这场延续了四年的支教爱心接力，会不会因为她的暂时离开而中断？满怀对乌蒙山区孩子的担忧，彭旸向自己曾经就读的杭州平和英语学校寄出了求助信……

　　“用我的现在，换山里孩子的未来”
　　每周三上午，彭旸六点半准点起床，她要打的到贵阳的合群路，赶上去花溪的第一班车，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在上午9点左右赶到花溪，在10点之前到达孟关乡。孟关乡中心小学三年级的同学们，上午的第三、四节课是语文，如果彭老师有事没有赶到，他们就只能自己在教室里预习课文。
　　不过，从2007年的3月到7月，每周三天，天天往返于孟关和贵阳市区之间，天不亮就起床，天黑了才回家，彭旸一天也没有让班上的孩子失望过。
　　作为贵州财经学院一名主讲九门国际贸易类课程的讲师，本来可以不用生活得这么奔波。
　　２００５年，云南大学法律系研究生毕业后，她申请到英国一所学校的法学博士，攻读方向是反倾销诉讼。彭旸的理想是成为一名能为中国企业打官司的跨国诉讼律师。出国之前，她和几个朋友结伴赴贵州旅游。路过贵州松桃县，她发现，不管那些村子有多穷，希望小学一定是每个村子最宏伟的建筑，但是有的时候，900人的学校只有两名老师。“我问村里人，出过大学生没有？村里的人笑了，他们说，连高中生都没有过。村小学考出过的最高分是56分。”
　　小学不考90分怎么行？彭旸说她觉得不可思议，回到家以后，心里怎么也放不下这些被耽误的孩子，她决定留下来帮帮他们。
　　彭旸应聘了贵州财经学院的老师，周一和周二上完学校里安排的12节课，剩下全部的时间都用来支教。孟关乡中心小学是贵州山区师资力量最差的学校之一，但是路程离贵阳比较近，既便如此，每天花在路上的时间还有四个小时，路费至少30元。　　“我不是在支教，就是在去支教的路上。” 彭旸这样形容自己作为志愿者的生活状态。
　　孟关、剑河、册享，她去的都是最缺老师的地方，每到一所学校，都要包下整个年级的全部课程，语文课上完，是数学课，数学课上完，是科学课，在讲台上要站一整天。晚上吃完饭，象当地老师一样备课、批改作业。
　　小学增设英语课以后，大山里面实在找不出那么多英语老师，数学、语文老师都硬着头皮上英语课，彭旸的课程表上又多了一项：为这些年龄比她大得多的老师们培训英语。
　　经常有人问她：你没钱没车没房，天天跑下面有什么意义？
　　彭旸说，其实她没有想那么多。在孟关乡中心小学，她一个人要给全校600名学生上英语课。那时，她觉得，如果她这点努力真的能改变这么多孩子的命运，她的价值起码放大了600倍。

    后记：
     昨天，本报报道了在贵州支教4年的留英准博士彭旸，想在杭州招募志愿者继续去贵州支教的事（详见昨日《谁来接过我手里的教鞭？》）。昨天晚上7点，守热线的池小姐告诉记者，这一天她接到了几十个电话，杭州还真的不缺少理想主义者。
　　池小姐说，大部分打电话来的人说，看完文章之后挺感动，觉得应该为贵州的孩子们做点什么。除了报名支教的以外，还有人想捐东西，“许多人都没想清楚该捐什么，就直接打电话来了，反过来向我们咨询该买什么东西。”
　　平和英语学校的老师也想去贵州。商海平已经向学校教学总监请好假了。他是学校里最早知道彭旸故事的人。“那天我和她聊了一个晚上，挺感动。我正好今年休假没用过，就想去贵州看看。能做多少算多少。”Sandran Lee来自美国夏威夷，是学校资深的英语老师，并一直兼职给CHINA DAILY写报道。他本来只想把彭旸的故事写下来发给报社，聊过之后却反而成为一名动员者，鼓动大家去贵州。有意思的是学校的教学总监，来自澳大利亚的Robert，别的老师向他请假想去贵州，结果他说他自己也想去。
　　“平和”张校长说，前天彭旸用英语在他们学校做了个小讲座，100多名学员和老师过去听，听完后现场捐赠了一万多元，准备全部买成文具和书运到贵州去。他还说，只要愿意去贵州支教四个月的，无论有多少人，平和都愿意免费给这些人一个月的英语培训，并包吃包住。
　　本报记者 俞熙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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