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在与孩子们相处的日子里，汤玲玲也在发生着改变。“孩子们需要我，我也需要他们。他们让我的心变得很干净。以前在厦门，多大的开发商我都会吼过去，现在对着这些孩子们说话，特别温柔。”  

　　汤玲玲对孩子们的爱是有回报的。以前上课捣乱、讲粗话、总欺负同学的康康，成绩一直在进步，腰杆挺得很直；小妞考试第一次及格了，汤玲玲给她买了一个大大的熊娃娃，因为之前有一次考试用“目不转睛”造句，小妞写的是“我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个我买不起的布娃娃”；瘦小的“龙哥”偷偷告诉我们，他希望汤老师做他的妈妈，“有两个妈妈就更好了。”

　　“自己吃点苦没什么，不想让家人跟着受苦”

　　现在，汤玲玲心中最大的纠结，是她的家人。

　　当汤玲玲大学毕业时，她本来已经考上了研究生，但因为家里条件太差，她选择直接走上职场——毕竟，母亲在她大学时下了岗，辛苦替人打工，每个月才能赚900块钱。而父母两人，还要供养成绩同样优异的弟弟上学。

　　汤玲玲工作之后，为父母买了一套房，让他们可以搬出长久以来居住的旧仓库。至今，新房的房贷还是由汤玲玲支撑，但辞去了工作的她，现在也很难为家里做得更多。

　　“本来我上班以后，条件已经好多了，爸爸妈妈也可以不用上班了。但是现在我来做支教，收入上肯定不一样了。前段时间妈妈打电话给我，说家里最近人情往来多，她现在凌晨两点半就要起床，去早点铺工作，一个月也就1000块。”

　　汤玲玲说，妈妈有冻疮，腰也不好，她很心疼，却没什么办法，“换做以前，我就敢直接说，你别干了，不就1000块钱么，我写一个文案就赚回来了。现在就没这个底气了。”

　　“我来这里之后就哭了一次。那次我自己做饭，做到一半不会了，就打电话给妈，问她怎么做。她就告诉我了。后来我爸又打了个电话给我，我才知道，本来家里已经要吃饭了，菜都在桌上了，结果妈妈伤心得都没吃饭，还哭了一场，说为什么我要受这个罪。”

　　对于汤玲玲的父母来说，他们的确很难理解女儿的做法。老两口现在都已经退休，最希望的自然就是儿女生活幸福。汤玲玲的母亲告诉我们：“我们也很尊敬做公益的人，但是为什么是我们自己的女儿在做呢？太吃苦了。”

　　汤玲玲吃的苦受的罪，父母感同身受。而父母的日子过得不好，汤玲玲同样觉得难熬。她告诉我们，“我自己吃点苦没什么，但我不想让我在乎的人受苦。”父母，自然是她最在乎的人。不过，她不无得意地表示，“我跟弟弟洗脑了很多次，他本来也想像我这样做公益，我还是说服了他，留下来照顾家里。”

　　现在，老两口对女儿的选择已经有些“无可奈何”。汤玲玲的母亲最后告诉我们，“既然她选择了这条路，我做妈的不支持，还有谁支持呢？现在，就是希望她能照顾好自己，少吃点苦，一切平安，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安慰了。”

　　“现在我不讲究那么多了，但喝咖啡是习惯”

 　　公平地说，汤玲玲所在的大楼小学的条件在广西玉林的诸多村小里还不算太差，至少，教室有门有窗，孩子们也大多穿着厚实的冬衣。但对于一个习惯了城市生活的女孩来说，在这里生活一年，的确不是件容易适应的事情。

　　汤玲玲的宿舍位于学校二楼，就在她教的五年级教室旁不远处。她自嘲地表示：“这是三居室，最外面的这间是用来洗澡的，中间这间放东西，算是起居室，里面这间就是卧室。”

　　虽然广西的气温相对温暖，但一到冬天，村子里的温度往往比城市里低上好几度，这让汤玲玲很难适应。“窗子都是没有玻璃的，用塑料纸封上了，但还是有风钻进来。”而她睡的床也有多年的历史，一碰就散架，“我刚来的那天，想说把床移动一下，结果一动就全散了。这个木头还死沉死沉的，拿不动。当时我就特别需要一个男人，但整个学校我当时能找到的男人，没有一个超过十二岁。”汤玲玲不无自豪地表示，自己最后靠着一把锤子，硬是把床重新钉好了。

　　汤玲玲的“卧室”里，书桌上放着满满一瓶幸运星，下面压着的是孩子们的图画。她将这瓶星星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上，“这是我在永宁小学捐了1498本书，孩子们就折了1498个星星给我，我特别特别感动。”而在书桌旁边，则是一个大大的旅行箱，箱子里装着各种零食，还有一盒蓝罐曲奇。“零食都是给孩子们吃的，我会给孩子们一点奖励，零食啦本子啦之类的。”

　　事实上，汤玲玲在去各个学校捐建图书室时，都会带上些糖果，分给孩子们。而见了生人往往有些害羞的孩子们，看到糖果就会兴奋蜂拥。“孩子们很少有机会吃糖，因为糖单卖的话，一颗要一毛、两毛。就算是两三颗糖，他们也会高兴得不得了。”

　　在“起居室”里，有一件与周遭环境格格不入的东西——一个电咖啡壶。它与一个净水器并列放在桌上，旁边是一面已经有几十年历史的老立镜。“现在我不讲究那么多了，但是喝咖啡是习惯了，到这里还是要喝的。现在我买不起几千块的咖啡壶，但几百块的还可以买。”

　　喝咖啡的习惯，是汤玲玲保存着的习惯之一。她还保存着的习惯包括喷香水和戴手表。“以前我喜欢的那些表可能都上六位数，现在戴个米奇的表也挺好。以前我是不喷香水不出门的，现在也是，但贵的买不起了，买点白菜价的香水也是可以的。”现在，汤玲玲的背包里放着一瓶已经快喷完的“大卫杜夫”香水。

　　不过，与“大卫杜夫”相比，大楼小学的孩子们倒是更喜欢“六神”花露水的味道。汤玲玲会给孩子们闻闻香水的味道，得到的反馈是“臭臭的”、“像风油精”、“像洗衣粉”。这让她哈哈大笑。

　　汤玲玲坦言，在乡村小学生活了一个半月左右，自己才略微适应了这样的环境。“蚊子比苍蝇还大，能咬透牛仔裤，冬天都有。别的老师跟我说，这辈子见过最大的蚊子就是在学校，那不是咬人啊，那是吃人。还有就是水，我在厦门的时候自来水都不喝，喝瓶装水。这里的井水打上来的时候就能看到里面的脏，一开始真是不习惯，天天拉肚子。”

　　老鼠、蚊子和漏风的窗，这就是汤玲玲每天要面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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