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假期将至，和高校校园内贴满的旅游广告相比，开展下乡调研、招募助学支教队员的公益活动海报更受大学生的青睐。记者近日走访北京高校部分助学支教社团发现，与以往大张旗鼓举办出征仪式、组织校园大型募捐活动并带着定能让支教当地发生变化的心态出发不同，如今大学生助学支教正趋于向注重活动有效性的方向转型。

    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是支教队员和孩子打成一片的法宝 图片由人大陶研会提供

    一些高校社团本身不再将助学支教定义为新知识、新理念的输出，而是首先将自身定位为学习者。

    五一“黄金周”，中国人民大学陶行知研究会（以下简称“人大陶研会”）的大学生志愿者将分成四支队伍，奔赴河南、山西、河北等地支教调研。这其中就包括以陶行知先生“生活教育理论”为学校发展和建立理论基础的山西省前元庄实验学校。

    人大陶研会负责人刘浩告诉记者：“支教二字，我们现在很少提及，因为我们越来越发现自己能够做到的其实很有限。在支教过程中，收获最大的其实是志愿者本身。”

    助学支教陷入是否有效的困惑

    人大陶研会是由原人民大学法学院教研室主任、人大离休教师鲁风老师发起成立的，鲁风老师曾蒙受陶行知先生的教导，感念先生的伟大，遂决心在人大校内号召发起成立以学生为主力的研究型和实践型社团。经过多方奔走和努力，终于在2001年成立了人大陶研会。

    这6年时间，人大陶研会的志愿者利用寒暑假、五一、十一假期，多次组队到农村进行支农支教活动，并不定期地与其他组织合作，宣传大学生的志愿服务精神和大学生对弱势群体及相关社会问题的关注。他们还举办多次“行知讲堂”系列讲座，话题涉及大学生的时代责任和成长、非营利组织和公民社会的发展等等。

    但刘浩对记者说：“别看活动搞得都是轰轰烈烈，可每当我们沉静下来时，就会思考，我们给支教当地带来了些什么？我们的力量真的有想象的那样强大？我们带去的理念和想法就一定是先进的有效的吗？”在一次次的志愿者交流中，刘浩和他身边的同学越来越感觉到，利用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的支教助学活动也许一开始就定错了位。“实际上，我们才是真正需要支教的人。”刘浩说。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清华爱心公益社。这是一支成长于“水木清华BBS”上的志愿者团队，最初，几个志趣相投的网友经常在论坛上对社会公益话题开展激烈的讨论。2000年，这些网友纷纷从电脑屏幕中走出来，成立了清华爱心公益社，最初是以组织校园捐衣活动为主。几年的发展，清华爱心公益社已经发展到助学、助老、捐衣、校园公益等多方面内容。

    每周六到北京海淀某打工子弟学校开展助学活动是清华爱心公益社的固定活动项目，“但是当我们志愿者真正走上讲台，讲授正规科目的时候，发现即使备课再充分，等到和学生面对面的时候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有的时候，有些学生会认为这些大哥哥大姐姐怎么比他们老师还烦，没有水平还要占用他们的时间。”社团负责人刘帆告诉记者。

    志愿者不能做“空降兵”

    贵州省长顺县教育督导室主任梁黔告诉记者：“高校青年志愿者普遍具备较高的素质和知识修养。虽然教学经验还有待积累，但是其知识水平和教学能力都毋庸置疑。”他认为，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说，确实需要这些志愿者带来新的信息和活力。但是，如果志愿者支教和助学的出发点是一定能够为当地教育教学带来变化则不切实际。“这些志愿者并没有来自教学一线，且对当地实际情况的了解也十分有限。”他说。

    近年来，随着流动儿童受教育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打工子弟学校也普遍成为高校青年志愿者组织的支持帮扶项目。海淀行知实验学校校长易本耀对记者说：“许多打工子弟学校往往面临着管理不正规、资金短缺、师资力量缺乏、教学硬件简陋、教师负担过重等一系列问题。高校助学团队的加入，对流动儿童教育这一重大社会问题起着巨大的良性作用。”

    但同时他也认为，目前打工子弟学校有其自身的特点，因此，对支教的态度也不尽相同。“有的抱着希望其能够带来更多的社会资源，有的是为了压缩办学成本让志愿者承担部分副科教学任务，有的甚至就是把志愿者当做免费家教使用。”易本耀告诉记者，这些不同的出发点和大学生支教助学团队对农民工子弟学校特点的不甚了解，造成助学支教活动经常流于形式。

    鲁迅曾对当时到民间去的知识青年说：“你们到了民间回来以后，最好将‘自己的心情’和对自己‘力量’的认识，与当初在北京一同大叫‘到民间去’的口号时的心情、认识比较一下，并且‘将这经历牢牢记住’，你们中的若干人会‘沉默而苦痛’，而‘新的生命就会在这苦痛的沉默里萌芽’。”

    大学生支教助学社团正是在这种“沉默而痛苦”的反思中意识到，未来的支教助学活动更应该朝符合其自身实力及当地实际需求的方面努力。“我们不能做‘空降兵’，支教助学是一种双向收获，我不是万能的给予者，这种定位一定要清晰。”刘浩说。

    支教助学方式开始转型

    伴随着对支教助学经验的反思，目前很多高校助学支教社团已经将活动重心转向利用自己的特长担任音、体、美和计算机这类综合素质教育任务，或者发挥自身兴趣特点，在课外时间向学生讲授一些科普综合类知识，扩大支教对象知识面，增强他们的学习兴趣等方面。

    此外，高校支教助学志愿者由于其具有的“年龄优势”，相同条件下他们和当地学生的交流会比学校正式的教师更加容易。因此，在学生需要有人引导来树立正确认识自身所处的环境和待遇的价值观，表达自己的愿望和要求时，这些年龄比他们大几岁的高校青年志愿者扮演的“大哥哥”、“大姐姐”这一角色非常恰当。对于流动儿童更是如此，这也给研究并解决流动儿童心理问题提供了一个途径。

    还有部分高校的助学支教社团则将目光转向关注和跟踪某个学校、某个学生的个案分析调查上。北师大农民之子社团如今活动的主要精力就已经放到跟踪流动儿童生活状况方面。去年，农民之子社团的一份《关于海淀区取缔非法流动儿童学校后流动儿童在京就学问题调查报告》就曾经在社会上引起不小的反响。

    他们还曾对已经进入公立学校和仍在打工子弟学校就学的流动儿童现状分别进行现状调查。内容包括进入公立学校的过程、人际关系、家长对新旧学校的评价、记录他们没能顺利进入公立学校的原因、家长对政策信息的了解情况及获取途径，甚至还细化到校车的状况、流动儿童上学耗费的时间等等。

    社团负责人王超对记者说：“不论是下乡支教也好，还是到城市打工子弟学校助学，实际上大学生在教育教学方面起的作用非常有限。因为我们是学生，所以莫不如就把精力放在调查研究上，一方面锻炼自己的实践能力，一方面还提高了认知水平。”王超还告诉记者，现在社团越来越注重每一个过程的反思，“在这个思考过程中收获的东西最有价值。”他说。

    过程中的收获最重要

    注重过程中的收获，这似乎已经成为目前高校助学支教志愿者团队的一个普遍共识。人大陶研会外联部负责人王勇勇对记者说：“每次支教从筹备到结束，有那么一段时间，头脑里一直在像过电影——项目筹备、志愿者遴选与培训、在路上的每时每刻、支教过程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等等。每次都有意犹未尽的感觉。”

    与此同时，大学生们还通过支教与助学收获了成长。王超认为：“不管你是否来自农村，当你从大学校园中走出来见到中国的现实情况，对每个人都是一个重新认识生活的机会。我们接触的是中国的根，最纯朴的部分，这种冲击会为我们将来选择一条更切合实际的路，不要自视清高，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刘帆正在设想成立清华爱心公益社社友基金，因为她相信多年来社团的公益活动已经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通过社团建立起来的感情纽带，即使这些曾经的社友离开学校，但是他们为公益事业尽力量的愿望并没有离开。她告诉记者：“我们有的社友已经拿出毕业后第一个月全部的工资来鼓励和支持我们的支教助学活动。”

　　支教组织者观点

    大学生支教逐渐趋于理性

    □ 戴民（“生活教育行动”发起人）

    责任感让大学生下乡支教

    记者：戴老师，您是较早参与大学生下乡支教活动的人，您认为大学生在支教过程中能收获什么？

    戴民：大学生参与支教，收获会有很多：首先是一种人生锻炼，实践是比较好的锻炼机会，但到农村去支教的锻炼和到公司、政府机关等得到的锻炼完全不一样；其次是对真实社会生活的一种体验，这种对乡村、对教育、对社会的关注，是一种社会责任和对教育的理想。曾经相似的经历使大学生志愿者非常容易和孩子产生共鸣。

    记者：那么促使大学生走出校门、来到欠发达地区支教的根本动力来自于哪里？

    戴民：从农村走出来的学生是带着一种“反哺”的想法，城市里的孩子参与进来的也多是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还有一些特殊的群体参与进来完全是因为个人的生活经历，如有的是曾经得到过帮助，现在要帮助别人等等。

    这里面不难看出大学生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方式为促进社会和谐而行动的强烈愿望。另外，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的不断重视，对大学生支教的各种政策鼓励，以及社会上越来越浓厚的公益行动氛围，对大学生投身助学支教的公益活动是有巨大推动作用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五四”精神在年轻一代知识青年中的延续。

    有“私心”的支教不是主流

    记者：那为什么我们带着良好愿望到欠发达地区去支教和助学，尽到自己最大的努力，但仍然招来对支教有效性的质疑呢？

    戴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支教的组织很多，支教的方式和效果也不尽相同。我们不能把支教放在道德光环的照耀下，然后再拿显微镜把问题扩大化。这种低效率的产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不是支教和助学造成的，而是中国教育目前令人难以满意的现状造成的。

    在支教和助学过程中，是个双方参与的过程，各有收获，亲历者最清楚。志愿者有收获，支教也会让受教孩子看到未来。虽然，很多大学生支教成员并没有学过教育学或没有教学经验，但正是用这种“非教育”的方式做教育，使孩子和学生之间建立了一种非常微妙的关系，且即使志愿者离开，这种关系仍然通过各种渠道维系。

    记者：可也有部分人可能抱着某种“私利”走进支教队伍，比如可以增加求职砝码，可以四处“旅游”等等。

    戴民：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就算是有人带着这些“自私”的想法来支教，他最终也会有所付出。也许就在这个过程中，他的那些自私的想法也会发生改变。

    但确实有一小部分人在利用国家对大学生支教方面的优惠政策，如考研加分、解决户口等，但这不能代表全部的支教志愿者。

    支教呼唤专业人士

    记者：总的来看，大学生支教目前已经开始趋于理性，开始朝“力所能及”的方向努力。

    戴民：大学生公益组织目前已经普遍进入“大浪淘沙”的一个阶段，如果没有理念作支撑，没有良好的运行机制，将会很快被淘汰。

    同时，我也建议大家要做深入，不是规模上的做大做强。在队伍的构成上，尽量融合多层次的志愿者的参与；在队伍建设上，前期培训一定要做到位，要深入实际生活，尊重当地的生活习惯和民风民俗，讲纪律，时刻注意当地的生活教育；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未来的各种支教和助学一定要有理念作支撑，明白为什么下去，下去做什么，怎么才能做得更好。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给我们很多启示：教的法子是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是根据做的法子：怎么做就怎么学，怎么学就怎么教，做到教学做合一。“生活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生活无时无刻不具有教育的意义！”

    行动就有希望！希望未来的志愿者团队能由一批有理念、具有一定专业素质、有根精神的人组成。

    对话公益机构负责人

    有些支教活动是低水平重复

    □ 郭斌（北京真爱教育服务机构主任、农民工子女教育研究者）

    记者：郭老师，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作为社会热点话题，自然会吸引很多大学生的目光，他们在对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支教和助学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郭斌：目前其作用可能只是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开展丰富的课外文体活动；在个别学校师资力量紧缺的情况下承担部分副科教学任务；组织相关的捐赠活动。

    但是，农民工子弟本身数目比较庞大，单靠个别老师和同学来献爱心还远远不够。因此，要想使公益活动能够在最大范围内产生作用，在职的、有专业经验的志愿者和大学生相结合的模式比较可行。但是，这里面也有一些困难，前者在人数上是缺乏的，而后者在时间安排上又往往遇到支教助学时间和上课时间冲突的矛盾。

    所以，目前很多的大学生组织的公益助学活动只能选择在周末的时间到学校将那些无人看管的孩子集中起来学习，或者组织一些活动。

    记者：但是，据我了解，高校志愿者到打工子弟学校支教和助学之前，虽然有的已了解对方的需要是什么，但把自己当成“空降兵”的心态造成最终陷入为了活动而活动的怪圈，让无论是志愿者还是打工子弟学校上上下下都感到疲惫不堪。

    郭斌：打工子弟学校有其自身的教育教学特色，即使是不同的学校、不同的老师，但基本上均是原有教学方法的延续，且纷纷“自成一派”。

    这是因为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师来自全国各地，有的是随家人来到城市，有的是城市退休教师，有的是刚从学校毕业没有找到工作的师范生，这种不同的教育教学经验带来的冲突和交叉，由于没有正规的培训给予引导，因此，老师们的教学方法差别非常大。

    很多高校志愿者的心态还不是很成熟，认为自己的出发点是神圣的，都是希望能够一帆风顺，但是，当遭遇到现实困难的时候，他们很容易产生挫败感，并进而放弃。

    目前，高校支教和助学存在这样两个问题：一是志愿者流失比较严重，有的学生在刚进校门的一两年，图新鲜，参与的积极性比较高，但是进入到高年级阶段或者是经历过一次支教和助学的活动之后，有部分学生就会因为求职等方面的原因退出。这就造成很多大学生组织的支教和助学活动是一种低水平的重复，上一届还没有来得及总结的经验教训和成果，被下一届负责同学照搬。

    二是目前国内各高校的社团虽然很多，但是这些社团都少有互相之间的了解和接触，信息共享就更看不到了。这些没有联系起来的力量，造成大学生支教和助学遭遇“活动内容和形式单一、重复、影响力小”等现实。

　　专家声音

    支教不能仅凭热情

    储朝晖（中央教科所研究员）

    记者：储老师，您是怎样看大学生支教和助学的有效性问题的？

    储朝晖：大学生支教和助学有着不同的出发点和动机，有的就是由于长期生活在城市，对农村十分好奇，有的是为了通过社会实践来积累赢得未来工作的机会。但不论是诚心或是怀着某种个人利益去支教和助学，最终会由于其客观条件，像时间短、成员专业素质差等，能为当地做些实事的不多。

    我也不赞同我们的志愿者走上讲台去给孩子上课程体系内的课，因为，你自以为的先进的东西很难适合当地的实际情况。我建议志愿者应该多开发激发学生不同潜能的课外活动，毕竟参与这样的活动对欠发达地区的孩子来说是非常困难的。

    记者：尽管大学生支教受到了很多关于有效性方面的质疑，但毕竟还是具有其现实意义的。

    储朝晖：是这样的，比如说会促进社会不同层面的人之间的交流、沟通与理解。选择去支教不能仅仅凭着热情，还要有理性的思考，这样能够一方面进行自我教育，另一方面还可以做些事情。

    每个人要成为一个成熟的人，就必须要全面了解社会。了解乡村和城市，才能知道社会上的很多现象发生背后的真实原因，才能看懂这个社会。这为大学生调整自己的价值取向提供了一个清醒的认识。

    人与人的交往是需要心灵碰撞的，而不只是将空间拉近。尤其现在中国的情况是独生子女数量不断增加，伴随着信息时代的迅猛发展，网络带来的更多的是虚拟世界里美好的东西，真正的现实生活和它是有强烈反差的，因此，这种支教和助学对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都有好处。

    当事人说

    支教能培育责任意识

    刘帆（清华大学爱心公益社）：大学生支教的出发点还是希望能通过自己微薄的力量帮助别人。

    面对大学生助学支教有效性的质疑，我认为首先不能把大学生定位太高，在整个支教过程中，实际收获最大的是学生。

    原来生活在城市的学生来到农村，巨大的落差会让他们重新审视自己，比如原来对农村的看法。这种面对面的交流会让大学生明白这个社会的真实面貌不仅仅只是他们身边的样子。这种冲击会被学生带回学校，带回到未来的成长过程中。起码参与支教和助学的大学生在某种程度上会更加以理解、宽容的态度看待他人。

    即使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学生再次回到农村，他会结合自身经历和所学知识真正为农村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这种反哺意识会使他们做起事情来更加踏实。即使将来他们不选择回到农村，但是这种责任感会让他们关注农村、关注落后地区的教育。 （作者：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