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铁芳

本文选自《破碎文化体系中的乡村教育》

从今天开始，无数中国人踏上通往乡村的路，因为几乎每个人都是从乡村里走出的。乡村才是我们心中真正的故乡。可是，面对日渐衰败和凋零的故乡，面对弥漫在故乡的“读书无用论”，我们是否感到心痛？让我们读一读刘铁芳教授的文章，就像他所说的那样，“置身乡土，我们不仅仅去寻怀旧之旅，更重要地是从生命的根基出发去关注乡村社会与乡村教育”。

“读书无用论”为什么在乡村抬头？

　　我们今天的社会中，对待教育实际上出现了两个极端。在城市，教育被看作是家庭和社会关注的中心，各种形式的教育给孩子的生活增加的是很精细的压力，在农村却出现了新的读书无用论。

　　有个报道称，四川山区，上大学无用论抬头，有家长这样说：“我曾经对儿子说，别念书了，可是他一听就哭了。他本来是个爱说爱笑的孩子，可是自从上了高中，跟谁也不爱说话了。”“当年是不上大学一辈子受穷，现在是上了大学马上就受穷”。浙江富裕小镇的教育状况同样堪优。玉壶镇是浙江温州著名的侨乡，大部分玉壶镇的孩子都会在高中毕业前出国。玉壶中学初中有5个班，高三只剩下3个班，高三2班是惟一的文科班，高一时四十几个人，现在还剩18个人。这说明乡村社会的教育问题不仅仅是学位的问题，还有一些更深沉的问题。

　　与此同时，京沪地区的家长不计血本投入。上海闸北八中校长刘京海说，上海复旦二中、上海师范附中、华东师大附中、交大附中它们的“一本”升学率都是90%以上，“这几个学校拼的是名牌大学升学率”。而在北京，几所最著名的市级重点中学之间，拼的已经是“北清率”(即考上北大和清华的比例)。

读书无用论何以在乡村社会抬头？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扩招前乡村社会对教育充满了美好的期待，读书人在乡村社会有着良好的美誉。扩招后，尽管上大学的比例提高了，但实际情况并不那么简单。我们来看四种人读书的命运：大致有两类，一是考上大学，考上大学又有两种情况，少数成功，大多数境遇一般，在激烈的竞争中，乡村社会出来的大学生，他们享有的竞争资本不够，只有学历资本，在社会关系资本以及个人综合素质资本上他们明显处于不利的地位。另一类是考不上，考不上的人总结起来打工是基本命运，但又有两种情况，一是早退学早打工早适应，反而是不上不下的最尴尬。

　　在乡村社会中没有考上大学的人，多读一年书和少读一年书，对于他而言没有太大的意义。对于他而言，带来的可能更多的是不成功的体验。乡村社会的成功与否与受教育程度没有必然的关系。读书越多而又没能走出乡村的年轻人，他们在乡村社会的生存能力还比不上那些读书少的同龄人。

　　与乡村少年上大学机会扩大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由于高考应试教育实际上已经到了十分精细的程度，而乡村社会在应对这种精细化的考试的能力与准备显然无法跟城市学校相提并论，这直接导致扩招后乡村少年进入的大学主要集中在新升格的地方性院校，重点院校农村大学生的比率实际上在降低，大学生中的阶层差异是很明显的。扩招并没有给乡村社会带来实质性的改变，他们即使读了书后就业形势也是不乐观的，他们甚至还不如同龄打工者中稍微成功一点的人获得的回报多。

乡村教育问题的三个层面

　　目前乡村文化秩序遭遇的危机是多重的，综合起来，一是自然生态秩序的破坏，一是乡村文化秩序的瓦解，一是乡村公共生活的危机；一是乡村心态秩序的危机。这些问题的后果也许一时还看不出来，但只要我们稍微留心，就会发现，这些问题在眼下的直接受害者就是乡村孩子们，他们正在失去乡村社会对他们生命的悉心地、整体的呵护，尽管他们在物质层面大都得到了更好的基本生活条件。但他们精神生活的贫困与从小就形成的生存的迷失也许会陪伴他们一生，而且还在继续蔓延。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乡村教育的问题并不是我们前面所说的条件的改善与学位的保障，尽管物质层面的问题同样非常关键。

　　乡村教育的问题主要涉及三个层面：

　　第一，是权利的保障与机会的均等。一个小孩给打工的父亲写信，今后自己要做国家干部、国家教师，一定不做国家农民，后面这个父亲写信骂他，只有国家干部、国家教师，哪里有什么国家农民？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如何保障每个乡村社会的个体以基本的国民待遇。保障每个人读书的权利是给每个人在社会中生存竞争提供起码的平等之可能。关注社会公平，还需要我们给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以更多的补偿。最基本的层面当然是怎样保障教育机会的均等与基本的教育公平，在乡村教育的条件、就学保障等方面予以充分的考虑。

　　第二，学位的保障只是提供了教育的基础，教育的根本问题是文化培育的问题，所以对乡村教育的关注必须上升到文化层面，拓展乡村教育的乡村文化视野，增进乡村教育与乡村生活之间的有机联系，扩大学校教育内容与乡村生活经验之间的融合。

　　第三则是怎样从乡村教育发生的根本点着手，全面寻求在作为教育之场域的乡村世界中，乡村少年精神与人格健全发展的根本出路，促进乡村少年在学校生活与乡村生活之间的和谐。单纯的物的引入，所带来的并不一定是孩子的健全发展，甚至有时候可能是相反的，如果我们没有给予他们相应的驾驭现代物质文明的内在意识与能力。

　　第一个层面是从教育的形式层面，第二个层面是从作为教育内容的乡村教育与乡村文化的融合层面，第三个层面则是从作为文化与精神事件的乡村教育的本体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权利的，第二个层面是文化的，主要涉及与乡村生活相关的知识、技能与基本乡村情感的培育；第三个层面是人格精神的，主要涉及乡村少年生存的核心情感、态度、价值观。重新确立以乡村少年的健全发展作为乡村教育的根本目标，并把它视为我们考量乡村教育问题的核心与根本，这对于乡村教育的健全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面对乡村教育问题：从小事做起

　　我们究竟能在何种程度上解决乡村教育的问题？显然，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从长远而言之，乡村教育无疑对乡村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引导意义，但从短期而言，乡村教育同时也对乡村社会具有很强的依赖性，乡村社会的品质会直接制约乡村教育的品质。乡村教育自身不可能解决乡村教育的整体出路问题，乡村教育问题的整体解决有赖于教育制度的改善、整个社会文明的进步以及乡村社会文明的整体建设。我们在关注乡村教育的同时，不应忘记乡村文化的整体建设，包括村民组织的建设、乡村图书馆、传统乡村文化形式的发掘和引导等等，尽可能给乡村少年以积极健康的文化空间。

　　由于积弊之深，以及诸多外在条件的制约，我们实际上很难真正从根子里去解决乡村教育的问题。但我们可以从细小的事情做起，捐一本好书，建一个小小图书室，给乡村少年讲一串故事，带他们一起欣赏一部适合他们的好电影……一点一滴去关注乡村文化与教育，一点一滴去改善乡村文化与教育的环境，日积月累，量变而质变，就可以逐渐成为改善乡村文化与教育精神脉象的积极力量。

　　曾看过这样一个小故事，题目叫“这条小鱼在乎”：在一个暴风雨后的早晨，一名男子来到海边散步。他发现在海边沙滩的浅水洼里，有许多被昨夜的暴风雨卷上岸来的小鱼。小鱼被困在浅水洼里，回不了大海了——虽然大海近在咫尺。用不了多久，浅水洼里的水就会被沙粒吸干，被太阳蒸干，这些小鱼都会被晒干而死的。男子继续朝前走着。他忽然看见前面有一个小男孩，走得很慢，而且不停地在每一个水洼旁弯下腰去——他在捡起水洼里的小鱼，并且用力把它们扔回大海。这个男人忍不住走过去，好心劝道：“孩子，这水洼里有几百几千条小鱼，你救不过来的。”“我知道。”小男孩头也不抬地回答。“哦？那你为什么还在扔？谁在乎呢？”“这条小鱼在乎！”男孩儿一边回答，一边拾起一条小鱼扔进大海。“这条在乎，这条也在乎！还有这一条、这一条、这一条……”

也许，对于广阔的乡村社会而言，我们点滴的行动影响甚微，但对于我们的行动能改变的乡村少年个人而言，一就是一切，那么我们没有理由不从一点一滴做起，从小事做起，没有理由不对乡村文化与教育抱持乐观的期待与良好的信心。对于整个乡村社会的发展而言，也许我们个人的努力终究只是蚍蜉撼大树，但也正是无数个人点滴努力的累积，推动着我们社会的文明与进步。

　　面对乡村社会与乡村教育，让我们学着特蕾莎修女所说的，怀着一颗伟大的心做细小的事情。

（原文较长，此处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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