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超群在学生的自习课上(摄影:甄宏戈)

　　“如果你恨他，就送他去支教，因为那里是地狱！如果你爱他，也送他去支教，因为那里是天堂！”去云南支教之前，许林遭受了很多的质疑和反对，就好像自己一脚要踏进地狱；然而在云南永安乡支教一段时间后，他觉得自己是到了天堂。“支教，谁支谁知道。”

　　事实上，无论是企业高管，还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从刚退休的老教师，到NGO、基金会，许多组织和个人，都在以各自的方式去到中国最偏远的地区，赋予自己另外一个身份：支教老师。

　　尽管对于“支教”这种形式有各种议论和褒贬，但始终有这样一批人，执著地依靠自身的努力，进行着弥补城乡教育差距的微薄努力。

　　总经理变身小学老师

　　44岁的许林是某知名跨国上市公司总经理。2011年，他参加了很多个葬礼，都是和他一样40多岁的优秀企业高管。这对许林的触动非常大。他问自己，如果只剩下5年生命，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第一个浮现在脑中的答案是：去支教。

　　许林从来没给学生上过课，小时候的理想也不是老师，但他在国内外媒体上看到过很多对中国农村教育的报道，这些贫困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聚集区——的基础教育很需要外界的关注和扶持，为此他也一直很关注支教老师这个群体。

　　许林很快就制订了计划，并只身一人去云南先期考察，从上海飞到丽江，再从丽江坐7个小时的大巴前往宁蒗彝族自治县永宁乡。永宁离泸沽湖景区只有20多分钟车程，但当地的旅游资源尚未得到很好开发，人均年收入只有900元，是个国家级贫困县。

　　许林要去的是在3000多米高山上的刘家村小学，山上没电、没手机信号，连盘山公路都没有，能上山的只有人和马。足足走了4个小时山路，许林眼前的村小学让他的眼眶有点湿，木头搭建的校舍陈旧不堪，屋顶的瓦片、室内的课桌椅、学生的衣服甚至是午餐都来自于一家助学机构的资助。村小只有一名老师，要为全校30多个学生教授全部科目。

　　像刘家村这样的小学，在永宁乡一共有5所。“这里教师缺口非常大，只能靠编制外的志愿者一批又一批地去接力。”许林决定接下这一棒。

　　可惜，刘家村小学已经被别的支教老师“占领”了，许林就和永宁乡另一所小学达成协议，从2012年第一学期起去担任英语和计算机老师，支教一年。

　　2012年春节假日后，许林就向公司递交了辞呈。他在这家跨国上市公司任职了十几年，一步步升为年薪百万的总经理。公司至今都没批准他的辞职报告，甚至提出了由公司出钱聘请两名支教老师，代替他去永宁乡支教的建议。“我是去教书的，不是去感动自己的。”许林拒绝了。

　　中国越来越多的人都关注着农村教育，体验式的支教志愿者队伍也越来越壮大，有去支教两三个月的，也有去体验两三个礼拜的。许林认为很多人体验短期支教，或许是为了让自己的人生更完整，或许是为了感动自己。“我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把这些学生的英语成绩从16分教到60分。”

　　许林买了很多教参，最近常常在想怎么做一个好老师。“我还要跟每个孩子的家长沟通，不可能每个老师都是天使，我已经做好当‘魔鬼’的准备了。”

　　“狂热”的退休教师队伍

　　刚一退休，60多岁的金洪滨，一名广西南宁市天桃实验中学的退休政治教师，就跑到广西的贫困山村教学第一线，“重新再上岗”。

　　在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甲篆中学，和108班的学生们一起在食堂吃饭时，一位女生问他：“老师，您觉得饭菜好吃吗？”金洪滨愣了一下，三块钱一份的学生饭菜确实不能让人恭维，也谈不上好吃。迟疑了一下，他反问：“你觉得好吃吗？”女生说：“好吃。比在家里的好，家里只有青菜，这里有肉。”这个女生满足的回答让金洪滨心里一颤。

　　还有一个令金洪滨心酸的故事。甲篆中学有一个学生以优秀的成绩考上了巴马县高中，但因为家庭贫困无法升学。为了弟弟妹妹能够继续读书，他决定外出打工。离开故乡前，他把妹妹黄玉柳送到自己的母校，希望自己的高中大学梦通过妹妹实现。

　　放学时，金洪滨与黄玉柳聊天，问到：如果考上高中，你父母让你继续读书吗？黄玉柳摇摇头哭了。三年勤奋刻苦地学习，仍不能实现哥哥和自己的高中大学梦。

　　回想起这些最初的经历，金洪滨说，“我这心里空落落的，我还没老得拿不起粉笔呢，教室里有我太多牵挂了。”

　　他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作为“常青义教”的一员，他和100余名退休老教师一起，共同辅助广西乡村学校改善其落后的师资条件。

　　“常青义教”项目的创始人是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国务院参事汤敏博士。2009年，汤敏参加南宁师范学校的同学聚会，他看到同龄的200名同学中不少已届退休年龄，他们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却赋闲在家。汤敏遂提议是否可以到贫困地区帮助那些教育落后的学校和孩子们。

　　这个想法得到了很多人的热烈响应。城市的退休教师对于城市社区来说是一种闲置资源，对于农村儿童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汤敏说，随着我国老龄化趋势加快，会有越来越多的教师退休，因而，“志愿者不会少，少的是操作平台”。

　　一次聚会聊天“一不小心”便开创了全国的一个第一。那就是以民间公益组织为平台，以城市优质退休教师为主角，以培训山区学校师资为主要手段的全新支教模式。

　　2010年3月，“常青义教”项目正式启动。首批志愿者是57人，一年后，这个数字上升到103人。他们当中最大年龄67岁，最小年龄也有50多岁，平均年龄60岁。报名的老教师基本上是南宁市区各中学的退休高级教师，有的还是特级教师。不少其他行业退休人员表示愿意成为支教一员，但“常青义教”的标准很严：不是教师，我们不接收。

　　项目的首个支教点，选在了国家级贫困县巴马瑶族自治县的甲篆中学。山区的情况，远比大家想象得严重。虽然经过政府的大力投入，农村教育的硬件条件有了很大改善，但是校园文化和师资却非常薄弱。比如，一些学校历史、地理等副科都没有专职教师，基本由一个老师身兼几个班的课程；学生上课打瞌睡；还有的逃课上网打游戏；教师上课照本宣科。种种现象让金洪滨这些退休老教师着急了。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金洪滨们并不直接面对学生授课，而是主要帮助学校提升管理水平和教师的教学能力，从准备讲义、讲课示范、课后研讨、授课评估等，城里的退休老教师们都一一进行示范。

　　像金洪滨一样两鬓斑白的退休教师经常整齐地坐在教室最后一排，听青年教师讲课，课后进行小组评估，帮助改进教学。

　　一年的时间内，金洪滨和妻子陈宁先后10余次到甲篆中学，共计106天。同他们一起的还有60余名南宁市优秀的退休教师，他们每次在甲篆初中进行3周到1个月的支教活动。

　　甲篆中学的570名学生也因为这些退休老教师们，经历了许多人生中的“第一次”。“上身挺直，收腹，下颌微收，两下肢并拢??”支教老师王正立让学生们第一次懂得，正确的坐姿应是：胸部离桌沿10厘米，眼与书本距离1尺，握笔离笔尖1寸。

　　甲篆乡中小学从未接触过眼保健操，学生们连视力表都不认识。支教老教师陈宁心急了：“不行，这样下去孩子们都近视了怎么办？”2010年11月，陈宁对全校12个班近600名学生进行视力检查。之后拿着统计表找到校长韦创举：“校长，全校学生20%近视了，其中高度近视的占5%，要想办法才行。”

　　学校为此更换了灯管。陈宁又用一周的时间，给全校每个班的眼保健操员进行了培训，然后带领全校的学生反复学习了4次眼保健操。之后，甲篆中学的孩子们就过上了每天上下午做两次眼保健操的学习生活，这不仅在甲篆中学是第一次，在巴马15所乡级中学里也是第一个。

　　金洪滨这群老教师是一支快乐而近乎“狂热”的队伍。问起老师们如何来到偏远山区的，几乎都是一个答案：从同学或朋友那听说后参加的。除了自己来支教，大家经常回到城市“拉人”。每次听到有朋友或者原来的同事从教师岗位上退休了，他们就会打电话过去，“一起去支教吧！”

　　汤敏也逢人就说，“还记得南宁退休教师到贫困地区支教项目吗？现在我们正在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开研修班，太原、呼和浩特、丽江、重庆、桂林、南宁、武汉、滦平等地的退休教师都准备开展常青义教呢。”

　　汤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城里老师下乡，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乡教育的公平。“如能以常青义教模式来推动各行各业的热心退休人员下乡，可能会探索出一条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新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