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后， 伍景勋就感觉身边的同行越来越少了。

　　 伍景勋是民间支教组织“好友营支教”的发起人，他说：“2005、2006年时，全国曾涌现出大大小小几百家民间支教组织和小团队。但近些年来，由于不少大学生支教者对教学活动准备不够，也没有深入了解所支教学校的需求，来去匆匆，以致大学生短期支教呈现鸡肋现状。”

　　 一通“洗牌”过后，工薪族、城市白领、退休人员等支教“非主流”反而逆转，占到志愿者来源的半数以上，而那些存活下来的民间支教组织，却陷入生存窘境。

　　支教者淘汰比例高

　　 曾在北京一家外企上班的小袁，在网上选好了一家支教组织，经过报名、面试、审核后，如愿以偿地站在四川凉山支教村的小讲台上。记者了解到，在各地支教组织招募的志愿者中，城市白领所占比例逐年增加，已经超过了以往报名人数最多的大学生群体。“民间支教志愿者的主力是工薪白领，一般工作2到7年，有了一定的生活积蓄后，可以去做志愿者。其次就是实习期或刚毕业的大学生或留学生。”伍景勋说。

　　 大学生志愿者曾经是支教的代名词，因为其他群体无法找到合适的出口。从1999年开始，团中央、教育部联合组织实施中国青年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研究生支教团，每年在全国部分重点高校中招募一定数量具备保送研究生资格的应届本科毕业生，以志愿服务的方式到中西部贫困地区中学支教一年。

　　 如果是应届毕业生，还可以参加团中央、教育部等四部委联合发起的“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这项计划从2003年开始，每年招募一定数量的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到西部贫困县的乡镇从事为期1-2年的包括支教在内的志愿服务工作。

　　 “不少民间志愿者是从这类的高校支教团开始了解关注山区教育情况，并在不同领域投入支教的。”伍景勋个人认为官方色彩支教的影响扩散意义比实际支教效果意义更大。真正民间色彩的支教草根组织在2000年后逐渐增多。成立于2006年的“好友营支教”，在四川、湖南两省有12所支教校点,每学期派出60名支教老师，6年来共派出280位志愿老师，年受益孩子有950多名，2011年8月，“好友营支教”在佛山市禅城区民间组织管理局注册为社团组织。

　　 相比之下，民间支教草根组织对招募志愿者少了各种限制，但也同样专业和规范。他们在挑选志愿者时都设有一些标准，比如为人要踏实，做事要认真负责，富有爱心，纯粹专注于支教职业，以及为人随和，宽容平等待人等，并且有的还要求提交无犯罪记录证明。

　　 “好友营支教”每年会有800到1000人左右报名，但只有100人左右入选，淘汰比例近10∶1。同时，在支教过程中，还会跟踪评测，一旦发现志愿者因个人健康、教学、为人相处等方面有问题，影响了支教工作和团队，会做劝退等相应处理。

　　短期支教“隐忧”多

　　 在读研究生董亚宁在2009年4月发起了“千里草助学计划”，这是一个由在校大学生特别是曾经得到过爱心人士资助的大学生，组成的从事帮扶贫困中小学生的公益助学组织。

　　 从2009年12月开始，“千里草”展开了一系列大学生短期支教调研,希望能够找到一个科学有效的模式。他们选取了3个大学生支教社团在甘肃成县及会宁20所学校短期支教项目点的400名中小学生、40名教师、100名大学生志愿者以及两个相关政府部门、两家基金会为调研对象。

　　 调研结果令人担忧，近73%的大学生表示很难联系到愿意接受的学校；近62%的校长坦言先前支教的大学生给学校带来了些不良影响，致使他们不再信任大学生支教；78%的受教学生为大学生哥哥姐姐“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感到遗憾和苦恼。

　　 其实，支教老师轮换制是目前支教组织普遍采用的方式，不过对支教时间要求各不同，从半年、一年到最多两年，每一批志愿者在交替的时候，一般都会有三分之一的老师留下来，作为老志愿者连接新旧交替。

　　 经济压力、就业问题也是支教志愿者短期流动性大的一个关键。支教组织每月会给志愿者提供很少的、象征性的补助，一般为300到500元不等，官方支教提供的补助会高一些，民间组织的经费来自于社会捐赠而非财政，“待遇”就更低了。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些支教组织也开始尽力为志愿者提供更多支持。“好友营支教”今年计划联系一万家企业，给支教老师提供一些就业的岗位。对经济困难的或者支教时间长的志愿者申请特别补助，至少让他们在支教结束后手上还能有几千块钱。

　　 另外，支教组织的生存状态也影响到志愿者的稳定。记者了解到，像好友营支教、北京西部阳光等持续时间超过5年的民间支教组织寥寥可数，频繁更迭的原因各自不同，缺人才和经费基本相同。伍景勋介绍，好友营目前得到了江苏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励志阳光助学基金、宝马基金深圳车会友的资助，但占捐款总额比例也不高，他们主要资金来源还是支持群体的零散捐助、义卖以及十几家合作企业的捐赠。“先保证团队存活吧，稳定和持久后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好。”